彭儒是宜章县碕石彭家人，那里是湘南起义的重要策源地和暴发点。当年，碕石彭家村共有167个人跟着朱德、陈毅上了井冈山，被人们称为红军中的“彭家将”。彭儒家共有30多人当了红军，她是当时红四军里最小的女红军，那年她才14岁。在朱毛红军会师的联欢晚会上，她是演唱《葡萄仙子》的那个小姑娘；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，她是跑进跑出的会务工作者。她拿起自削的竹子扁担，跟着朱军长挑粮上井冈山；郴州之战失利，她拉着毛委员的马尾巴，重回江西苏区。2010年10月5日，98岁的彭儒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，为她80多年的革命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之后，彭儒的儿子陈瑞生，随后出版了一本书《井冈山的红杜鹃——我的母亲彭儒》，在书中回忆了母亲的一生。他说，母亲生前跟我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一个人要有理想，有信念，有追求。我的信念就是要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，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”

红军长征走到于都时，彭儒生病了，高烧不退，董必武等老革命都劝她留下来，她却说：“我要走下去。”于是，忍着病痛游过了汹涌冰冷的于都河。在与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，她被捕了。面对敌人的逼供诱供，彭儒勇敢机智应对，跟敌人周旋，所幸，在大部队的援救下，她最终逃脱，重新回到战斗岗位。她说：“只要心中有理想，就能意志坚如钢。”

1945年8月15日，日寇投降，抗战结束，彭儒随大部队奔赴东北参加战斗。过封锁线时，不能有一点声音，为防止三岁的儿子陈延生哭出声来引起敌人注意，彭儒狠心在延生的头上盖了一块棉衣片，随时准备将孩子的鼻子嘴巴蒙住，哪怕失去孩子也要保证队伍的安全。事后，彭儒说：“世界上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，为了孩子的生存，一个母亲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。但为了革命的利益、集体的安全，我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乃至牺牲孩子的生命，因为我是共产党人！”

彭儒的六个儿女都出生于非常艰苦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，她的第一个孩子陈永生，出生才一个多月就交给江西永新县一位农民代养，6岁时因为患重病无钱医治，不幸夭折。第二个孩子陈春生，出生后交给兴国县一位农村妇女抚养。谁知，后来春生被转卖了三次，九死一生，到19岁时，才好不容易找到。第三个孩子叫陈瑞生，是在瑞金出生的。当时彭儒要参加红军长征，而丈夫陈正人却被安排留在江西坚持南方游击战争，他们只好把瑞生交给当地一位老表抚养，后来老表也长征了，瑞生被转卖给一个姓宋的人家。15年后，直到江西解放，他才回到父母身边。陈宜生是在彭儒的娘家出生的，为了奔赴延安，投入抗战，她将宜生放到娘家大嫂抚养。

彭儒一生奉行“艰苦朴素”的信条，自己十分节俭，对家人、对身边的人也严格要求。彭儒不允许儿女们坐父亲的汽车，她说：“那是公家配给你父亲的工作用车，你们没有资格去享受。”儿女们打电话的时间太长，她常会责怪说：“那是公家的电话，不能占公家的便宜。”凡是和公家沾边的东西，她都严格要求儿女们不要去碰。1981年12月，当时68岁的彭儒还拟订了《个人作表率计划》，在中纪委时时处处起表率作用。

退休后的彭儒，心里依然牵挂着家乡和老区人民的各项民生事业。

1998年，宜章县政府写信给彭儒，说湘南起义纪念馆要重建，请求中央有关部门解决一部分经费问题。此时她年事已高，跑不动了，便将这件事交给女儿陈宜生去办。宜生对家乡也非常热爱，接受母亲交办的任务，立刻在各有关部门奔波，同时找萧克、曾志、欧阳毅等革命老前辈以及朱德的女儿朱敏签名。最后，国家发改委批了500万元作为湘南起义新馆的经费。新馆建成，彭儒又委托子女代表她赶往宜章，参加湘南起义新馆的开馆仪式。

彭儒经常跟孩子们说：“群众的事，再小也是大事，特别是老区人民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，我们今天幸存的革命者和后人更有责任帮助老区人民解难纾困。传承好革命精神，教育后人接好革命的班，也是我的一份责任啊。”

据她儿女们统计，彭儒生前先后为救助困难群众和支援老区建设共捐款38万元。她去世后，儿女们又遵照她的遗愿，为她交了最后一次党费5万元。 

彭儒的言传身教，使下一代传承了良好的家风。她家六个儿女都是共产党员，孙辈们也大都加入了党组织，且不论是在党内党外，还是在各自的岗位上，他们都勤奋地报效祖国。彭儒的孩子们也把母亲的故乡当做自己的故乡，情系家乡老区建设。2013年7月、2018年3月，他们分别两次前往母亲彭儒的故乡，与乡亲们座谈交流，畅叙亲情，共谋发展。特别是宜章年关暴动旧址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、莽山水库建设项目立项等家乡发展重大项目中，陈宜生及家人都会千方百计关心、支持家乡的发展，为家乡建设发展添砖加瓦。

彭儒是位伟大的母亲，她的精神就像井冈山上的红杜鹃，映红了南国，映红了华夏。